张志鸿：为“四人帮”集团殉葬的那些人

1976年10月6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要员遭到隔离并接受审查。

著名诗人郭沫若激动不已，挥毫泼墨，创作出了《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这一佳作。而中年诗人贺敬之则心潮汹涌，激情澎湃，创作了抒怀之作《中国的十月》。

尤为显著的是施光南作曲、李光羲演绎的《祝酒歌》，其旋律生动地传达了那个时代广大民众的共同喜悦之情。

有喜有忧。

审视那段过往，不难察觉：在全民共庆的喜悦之中，亦有少数人深陷情感的谷底，其中不乏选择以生命终结自身苦难的个体。

王曼恬之死

1977年1月27日，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即现今市委副书记之职位，以及市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现今副市长一职的王曼恬同志，不幸以自缢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王曼恬，源自湖南湘乡，1913年诞生于斯。她不仅是毛泽东的表侄女，更是王海容的姑母。这一切皆因她的祖母文六妹，乃毛泽东母亲文七妹的亲姐姐；而她的父亲王星臣，则是王海容祖父王季范的同胞兄弟。

在三十年代的那个岁月，她投身于上海新华艺专，潜心学习美术，并在秘密工作中锻炼自己。随后，她奔赴延安，于边中一队担任美术教员的职务。1938年，她与诗人鲁藜喜结连理，育有三个子女。

自1949年始，曾担任天津女子第一中学教务主任及市教育局分局局长职务。

1955年，天津市文化局时任局长鲁藜被错划为“胡风分子”。在经历了无尽的磨难之后，王曼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与鲁藜解除婚姻关系。

1968年二月，王曼恬致信江青，揭露天津举行了一场名为“黑会”的秘密集会，并上演了一出“黑戏”——那便是在天津举办的“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座谈会”，以及天津人民话剧院所排演的话剧《新时代的“狂人”》。此信迅速引发了江青的极大警觉。

2月21日的深夜，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等中央高级领导人亲自接见了由卡车运来的天津各界群众一千余人。在会上，他们点名批评了部分人士，并对天津文艺界及政法界提出了整肃的要求。会议结束后，市公安局局长江枫随即遭到拘禁，而副市长王亢之则返回天津后服用了安眠药自尽。随后，天津地区展开了批判“二黑”势力及破坏公检法的运动。这一事件，即是文革期间颇具影响力的“二二一”事件。

王曼恬荣升为功臣，肩负重任，被任命为天津市革委会的副主任，随后又晋升为负责文化教育的市委书记。

1971年7月，她再度肩负重任，担任国务院文化组（取而代之文化部）的副组长及党组成员，专责美术领域的管理工作。

吴德回忆道，昔日他身兼国务院文化组组长一职，却因日常工作的主持者于会泳等人均为江青的亲信，工作颇为不易。时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的万里建议，将王曼恬调入文化组。其理由是，王曼恬不仅是王海容的姑姑，与毛主席亦属亲戚，因而能够与毛主席直接交流。吴德随即邀请王曼恬在文化组兼职，并告知她，其在天津的工作无需变动，只需每周来文化组一至两次即可。王曼恬表示同意，但需先征求毛主席的意见。吴德建议她写信询问毛主席的看法，王曼恬果然依言行事，而毛主席亦欣然应允。

吴德表示，王曼恬在文化组的工作中表现出色，她向毛主席汇报了一些具体情况，有效地协助解决了文化组面临的诸多难题。在多次遭遇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人试图对他人进行打击的情况下，王曼恬的一言一行总能使他们退却。

王曼恬虽才干有限，却对工作充满热忱，且敢于直言。1973年，国务院计划将河北省的蓟县、宝坻、武清、静海、宁河五县并入天津市，此举对天津的繁荣发展大有裨益，然而实施难度亦不容小觑。在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兼革委会主任解学恭的委托下，王曼恬专程拜访李先念副总理，反复阐述利弊，最终促成此事的实现。

王曼恬在支持与推广陕西户县农民画方面，亦倾注了诸多心血。

王曼恬在陕西户县

自“四人帮”被粉碎以来，王曼恬便成为了清查工作的重点目标。自1976年12月起，天津市委接连召开常委会，要求王曼恬澄清相关问题，然而她始终未能说清，且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1977年1月4日的午后，她在办公室内服用了过量安眠药。幸亏警卫人员及时发现，迅速将她送往医院进行抢救，这才使得她免于一死。

天津市市委及时向中央汇报了相关情况，并针对王曼恬实施了周密的保护措施，组建了一个由20余人组成的监护团队。解学恭对这支监护团队提出了三项明确要求：首先，务必严防自杀事件发生，确保万无一失；其次，在政治立场上要明确划清界限；最后，在生活细节上要给予她适当的关照。

在1月18日至26日的期间，市文化局、市直机关、文教系统以及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五家单位相继召开大会，对王曼恬进行了批判。特别在1月22日，王曼恬向解学恭致信，表达了自己在批判声中情绪高涨，加之受到的监护措施，让她倍感精神上的压力难以承受。

1月27日晚上9点40分，值班人员察觉到已入睡的王曼恬面色不佳，疑其可能突发心脏病，遂紧急召来医生进行诊断。检查结果显示，她的瞳孔已经扩散，呼吸也停止了。法医的鉴定揭示，她曾将床单撕成布条，与一条毛巾拼接，然后一端系在床头栏杆，另一端绕在脖颈，随着身体的下滑，不幸断气。

调查显示，王曼恬于1968年2月至1976年10月期间，致信江青等人共计33封，并保留电话记录23份。其中，向江青所写的密信成为引发严重后果“二二一”事件的直接原因；其次，她紧跟江青的步伐，尤其在1976年，她积极煽动了对邓小平的批判运动。

刘传新之死

1977年5月19日的清晨，北京市公安系统的干警们汇聚于北京体育馆，共同参与了对市公安局前局长刘传新的批判会议。然而，时移一小时，会场的气氛依旧静默无声，没有丝毫开会的迹象。在场的人们开始躁动不安，纷纷窃窃私语。就在此时，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如晴天霹雳般传来：刘传新竟然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刘传新，曾任南京军区某军副政委，被誉为“文武双全”。1967年年初，中央政府作出决定，对北京市公安局实施军事管理，计划派遣超过千名军官入驻。在分配给南京军区的名额中，特别要求指派一名军职干部，南京军区便推荐了刘传新。

2月11日，军管会正式对北京市公安局实施接管，并启动军事管制措施。刘传新同志被任命为军管会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成为军管会的核心领导成员。

“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市公安局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黑帮据点。一伙黑帮势力长期横行霸道，犯下诸多罪行，在政治立场上也与毛主席相悖，不遗余力地抵制毛泽东思想，推行资产阶级的专政，妄图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

继而，刘传新指派专案人员搜集各级领导在侦查案卷中的审阅批示，编制了《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通敌外国的调查报告》，诬陷罗瑞卿等31位领导干部涉嫌“通敌”。随后，他又组建了一个工作小组，人员从最初的300余人逐步扩充至2000余人，耗时一年多，对全局各类档案进行了彻底清查，共77万余卷，零散材料105万件。

另一份题为《揭露冯基平、邢相生、闵步瀛、张烈、焦昆等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内幕》的文件，将冯基平定性为“特务分子”，而邢相生则被列为“特务嫌疑”。依据一名汉奸宋××的诬告，该文件声称从中央到地方共有39名领导干部涉嫌参与了日伪时期的“远东国际民主联盟”特务组织，同时有300余位教授、干部和职工被指为日伪时期潜伏的特务。

因这些所谓的“罪证”，北京市及公安系统的众多干部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在这其中，原北京市委第二书记，长期分管政法工作的刘仁，于1973年10月在秦城监狱含冤离世。罗瑞卿、冯基平、邢相生等众多人士被长期拘禁，而4000多名公安干警则被迫离开了北京市的公安队伍。

1976年清明时节，一场由悼念周恩来总理引发的“四五”群众运动在京城掀起。刘传新调集警力，对广场上的民众进行镇压，同时运用技术侦查手段，深挖幕后，追踪线索，最终将目光锁定在几位资深革命家和退役将军身上。

“四五运动”瞬间纪实

“四人帮”覆灭之际，北京城内涌现了《向刽子手刘传新讨还血债》的醒目标语和讽刺漫画。进入1977年，一名人士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宏伟建筑中张贴了一则题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檄文，明确指出刘传新是北京市公安系统独断专行的“庆父”，并强烈呼吁清算他作为“四人帮”爪牙，对民众施行镇压的罪行。

1977年1月27日，刘传新失去了市公安局长的职位，并接受了调查。他如同失去气力的皮球，带着一丝忧伤说道：“这一生的经历也算丰富，什么样的场合都曾涉足，各式高档的饭店也都一一道过光景……”

审查期间，刘传新被隔离在东交民巷他居住多年的院子里，沮丧而又紧张。5月18日，他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脸色苍白，一言不发，又极力装出镇定的样子。

第二天凌晨，他在自家院落里的一棵树上自缢身亡。

1967年前后，因“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等原因，大批军官到党政机关任职，如李震（原任沈阳军区副政委，文革中曾任公安部部长，1973年自杀）、郭玉峰（原任某军政委，文革中曾任中组部部长）、施义之（原任某军政委，文革中曾任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文化水平不太高，但执行上级指示坚决。

其中，刘传新扮演了一个“酷吏”的角色，手段凶狠，不留余地。也许他无法选择他的职业，但他没有把握好分寸，最终沦为历史的罪人。

文革后问责刘传新的大标语

于会泳之死

1977年8月31日，原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服毒自尽。

于会泳，山东威海人，1926年出生；1946年参加革命，在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团学会了谱曲、编导及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整理出版了《胶东民歌集》。

1949年8月，被选送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教育专修班学习；次年9月，留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音乐工作团任创作组组长；1952年11月，调任该校民乐系教员；1962年9月，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理论系副主任。

从1965年起，被借调到上海京剧院，全力投入京剧《海港》《智取威虎山》的唱腔设计，把传统京剧唱腔同西洋乐紧密结合在一起，既不离京剧正宗，又有新的突破。

1965年6月初，江青在《文汇报》上看到了于会泳撰写的评论《评郭建光的唱腔音乐设计》后，非常欣赏。张春桥投其所好，又搜集了于会泳的几篇文章，江青看了很满意。不久，她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见《智取威虎山》和《海港》部分创作人员时，点名要求于会泳参加。

从此，于会泳摆脱了受批判的困境。1967年春，他身兼上海市文化系统革委会（筹备）主任和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对“样板戏”更加尽心尽力：首创了“三突出”理论；倡导“样板戏”运用中西混合乐队，拓展了京剧音乐的表现能力；主持了第二批“样板戏”《龙江颂》《杜鹃山》《磐石湾》的创作和排演，在艺术风格上也有创新，如《杜鹃山》全剧采用韵白对话。

1973年8月，于会泳被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并调国务院文化组任副组长，实际主持工作；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上当选文化部部长。

于会泳与江青在大寨

粉碎“四人帮”后，于会泳被隔离审查。他写了近17万字的交代材料，对自己紧跟“四人帮”十分悔恨。起初，他还比较乐观，认为自己没有干过什么坏事，还保护过浩然、汪曾祺等作家；一些事只是奉命行事，有错误，无大罪；参与创作的样板戏得到过毛主席、周总理的肯定。

8月21日，他获准回家去取一些衣物，安慰妻子：审查完了后，会给我一个处分，处分大概不会太重，大不了回胶东老家……

8月22日，他得知十一大政治报告点名批判了自己，如五雷轰顶，一夜未眠。

第二天，他找专案组表示认罪，同时请求与中央驻文化部工作组组长见面，当面诉说意见。但工作组答复：组长工作忙，没时间和他谈话。于会泳彻底绝望，神志恍惚。看守人员将其精神状况向上级汇报，上级指示：“提高警惕，注意安全。”但没有要求采取其他措施。

8月28日上午，于会泳在院子里散步时，发现厕所窗外有个瓶子盛放着消毒用的“来苏水”，就偷偷将这个瓶子挪到自己平时洗脸的位置。午睡后，他去厕所洗脸刷牙，又将“来苏水”倒进自己刷牙的杯子中，用湿毛巾捂着带回自己的房间。

于会泳与江青等人合影

他给母亲、妻子、女儿写了遗书：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只有一死（后又将“一死”涂改成了“长期”）才能赎罪……我恨透了“四人帮”，也恨透了自己；消除旧的于会泳！彻底改换……

当晚8点左右，他将大约160毫升“来苏水”一饮而尽。等到被发现，已经昏迷不醒，即送阜外医院抢救，终于不治。

于会泳死后，组织结论是：“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1983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张春桥母亲之死

1977年4月1日，张春桥的母亲宋蕙卿在上海自尽。

张春桥的祖父是清末官员，父亲张开益是家中的老二，本已考上了北京大学，但家里没让他上，因为家中老大已经在北京大学就读了，就在山东读了个医科大专，曾是高唐县国民党的少校军医。日军占领山东后，曾为日伪工作。日军投降后，他继续担任济南一家医院的院长。

张春桥的母亲比父亲大5岁，出身殷实之家，家里兄弟多，她特别受宠，结婚较晚。婚后，她是个精明能干的家庭主妇，能勤俭持家。

宋蕙卿共有6子1女：老大张春桥，老二张铁桥，老三张秋桥，老四张佩英（女），老五张月桥，老六、老七姓名不详。

50年代初期，张春桥的父母来上海短期住过。他搬进康平路市委宿舍以后，就把父母接到上海一起住。

周恩来宴请尼克松，张春桥作陪

张春桥出事后，其子张旗、其弟张秋桥也被隔离审查。

张旗小名毛弟，1950年代初在上海出生，是张春桥唯一的儿子。

张秋桥，1920年出生，1937年12月到延安（比张春桥还早两个月）。抗战期间在山东工作，当过罗荣桓的秘书；1955年授衔上校，1963年任《解放军报》副总编辑、社党委第一副书记，文革中被批斗、下放，直至1975年7月才被“解放”，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桥自1975年1月起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被抓后，张秋桥也被隔离审查，因为有人怀疑他在1976年9月去北京郊区某坦克师“活动”。

此外，早在1974年3月30日，张春桥唯一的妹妹张佩英因为一次意外的医疗事故死在手术台上，年仅46岁。她于1948年8月参加革命，生前是上海第一医学院教育革命组副组长、院机关党支部书记。

张春桥被抓后，宋蕙卿一个人搬到了东安新村。

唯一的女儿已猝死三年，引为自豪的两个儿子接连被抓，孙子也被抓走，很难想象80多岁的宋蕙卿老人承受了多少痛苦和绝望。

查阅叶永烈的《“四人帮”兴亡》、郑重的《张春桥：1949及其后》等书籍，都没有找到对宋蕙卿自杀过程的记述。

网上有一个传说：一个外孙女去看她，她把身边仅存的100多元给了外孙女。外孙女走了，她也自尽了。

他们原本可以不死

这几个人原本都可以不死。

首先，是罪不至死。除了刘传新负有血债应当受到法律制裁外，王曼恬、于会泳犯的是路线错误，张春桥的母亲更是无辜。

其次，是他们对形势产生了误判。文革中你死我活、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使他们对未来产生了绝望。他们哪能想到：走出文革的中国面貌一新，社会、政治环境日益宽松。

宋蕙卿老人就没有想到：儿子张秋桥、孙子张旗能够全身而退。经过审查，没查出张秋桥任何问题。1984年，张秋桥按副军职离休，2005年出版了长篇回忆录《但求屹立天地间》，2010年逝世，享年90岁。张旗被审查不久，也得以无罪释放。

晚年张秋桥

于会泳也不会想到：作为优秀的音乐家，他仍然得到社会认可。1997年，《音乐人文叙事》创刊号发表了他的遗作《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至今，《智取威虎山》等现代京剧仍被传唱，其唱腔已成经典。

于会泳的女儿于佳易生于1954年，1975年考入总政歌舞团。文革后受到牵连，被停止演出；离开军队后，一度无处容身，中国铁路文工团有意收留，仍有阻碍。她通过好友苏丹丹（叶剑英的小儿媳、原总政歌舞团报幕员），写信向叶帅求援。经叶帅过问，进入铁路文工团任独唱演员，多次为影视剧演唱，也出过个人演唱专辑。1989年赴澳大利亚，定居悉尼。

即使是负有血债的刘传新，如果不自杀，也有望得到比较公正的司法处理。

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出台，扭转了持续30年依靠政策定刑量罪的“人治”局面，《惩治反革命条例》宣布废止。

1980年10月至12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集团10名主犯进行公审，并直播公审过程。这是第一次采用法律手段处理党内斗争，标志着法治建设迈出了一大步。

1997年，修改后的新《刑法》颁布实施，废止了“反革命罪”，代之以“危害国家安全罪”。

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一次把“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

2017年，中共十九大工作报告仍然保留了“政治文明”的提法。

时代总在进步，虽然步履艰难。